教育改革，究竟有多大希望？

據教育部網站消息，教育部辦公廳日前發佈了《2010年教育部政府信息公開工作年度報告》，報告稱，2010年，教育部共接待500餘人次電話及當面咨詢；在線收集公眾對教育規劃綱要文本23個主題的意見建議18747條。

這足見教改綱要引起的社會關注度，可以說，從去年以來，教改就是我國教育領域的熱詞，公眾也對此寄予厚望。然而，最近接連接受記者採訪，我都被問及一個共同的問題：我國的教育改革，究竟有多大希望？

記者們提出這個問題，是有原因的。3月底，北大會商「思想偏激」學生的會商制度鬧得沸沸揚揚，輿論普遍認為，這一措施是北大的墮落；「異地高考」話題也廣受關注，其中，北京《教育規劃綱要》正式版刪掉徵求意見稿中曾提出的「將制定來京務工隨遷子女接受高中教育的辦法，滿足符合條件的來京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高中階段教育的需求」以及「打造從小學、初中、高中到大學的綠色成長通道」，給期待解決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義務教育後在當地升學的問題的人們，潑了一盆冷水。

以上發生在大學和教育部門的事，雖只屬於一校、一地，但是，卻頗有代表性——北大和北京的一舉一動，在中國教育系統中，具有很強的示範性。將這一校、一地的做法，與去年7月頒布的我國《教育規劃綱要》對照，大家不難發現，這些做法，沒有半點落實綱要精神的影子，而是背道而馳——北大會商「思想偏激」的學生，說到底，就是行政治校，而教育去行政化，正是綱要所努力推進的改革之一；北京《教育規劃綱要》刪除有關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接受義務教育以及接受義務教育後在當地升學的條款，則是完全無視國家教改綱要中對相關改革的要求。

因此，分析北大和北京的做法，出現「教育改革究竟有多大希望」的疑問，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其實，從去年國家《教育規劃綱要》頒布至今，針對大中小學出現的各種醜聞，以及一些地方教育部門出台的侵犯學校辦學權的規定，一直有疑問，教改綱要究竟管不管用？何時才管用？為何綱要出台之後，學校的辦學、教育部門的管理沒有一點轉變，還在按照過去的思路，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呢？

學校和地方教育部門的思路一下子不能轉到「教改頻道」，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推出各種措施時，一點也沒想到教改的要求，再怎麼也得收斂一些，卻是難以理解的。這傳遞的信息，無疑是學校和教育部門根本就沒有把教改真當回事。沒有對照教改的要求，審視自身辦學、管理中的問題，避免老問題在教改的語境下還一再上演。

這種令公眾難以理解的狀態，卻又是目前教改模式的必然。我國教改綱要從制訂到頒布，動靜很大，但是，怎樣讓教改的共識走向實踐，讓教改文本落地為具體措施，這一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輿論一再建議的兩種解決方式——其一，將教改方案提交人大審議，變為教改法案，從而讓教改的措施變為具體的法律法規，各政府部門、社會組織和大中小學必須執行；其二，在各地社區成立社區教育委員會參與教育管理、決策；在中小學成立真正擁有監督權、評價權的家長委員會，在大學成立獨立運作的學術委員會、學生自治委員會，以此民主決策本地區、本校的教改方案，同時監督教改方案執行——並未被採納，教改基本上還是由教育行政部門主導、牽頭，因此，這給所有教育系統組成機構、部門傳遞的信息是，行政自己想怎樣改就怎樣改，教改不具備剛性約束力。由於沒有外部的監督、約束力量，教育行政部門、學校自然難以感到改革的緊迫性，也就依舊按傳統方式管理、辦學。

很多人擔心這種模式繼續維持，轟轟烈烈的教改，就可能黯然收場。筆者並不這麼認為，理由當然不是贊成這種模式，而是覺得，這種模式已經很難再維持下去。在教改綱要的制訂過程中，教育內部缺乏改革動力的情況就已經顯現，但為什麼綱要還是制訂並出台了呢？這除了我國政府對教育改革、發展的高度重視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教育已經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姑且不說教育公平作為基本的社會公平將影響社會的長期穩定，人才培養質量影響人力資源競爭力進而影響國家競爭力，單是當前我國適齡生源數的減少（到2020年，我國18~22歲的高等教育適齡生源數將比2010年減少3500萬），以及每年100萬應屆高中畢業生棄考、20多萬學生選擇出國留學，就迫使我國教育必須意識到生存的危機和壓力，如果教育不改革，可以預料的是，未來10年，我國有相當數量的學校破產關門、這些學校的學生要求政府部門安排解決學業…… 以教育發展的形勢分析，我國教改轉變目前的模式，是遲早的與必然的，早轉變，教育部門和學校會贏得主動，而如果遲轉變，教育部門和學校將極為被動。另外，眼下教育部門和學校的所作所為，其實是一再論證、提醒目前的教改模式不妥，如果我國真要推進教改，就要注意這些信息，對教改模式進行及時調整。所以，對於教育改革的未來，我們不要失去希望，同時希望，教育部門和學校不要貽誤時機。